【文/专栏作者 程亚文】。2026年，中国企业出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向夹击”。第二个是，中国需不需要以世界主义的视角来重新思考自身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的关系，为建构一个普遍发展的世界做出不同于以往的努力。中国当前对“企业出海”表现出了相比以往更大的重视，其原因可能在于，它既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中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的必要举措。因此，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国际”，已由西方国家拓展至全球层面。当外部限制层层加码，中国出海企业不再只是遭遇关税壁垒，而是面对一整套从贸易、技术到金融的系统性围堵。比如比亚迪在泰国建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电池基地、美的在多国设立研发中心，出口的不只是设备，而是一整套系统。1979年，中国首次以国家政策形式确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核心是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在境外依法设立、收购并经营企业实体，开展跨国业务布局。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举措，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南方发展中国家虽然还没有取代西方国家以往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优势位置，但已大大稀释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性。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企业出海的成败，更关乎中国如何重新理解自身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的关系。以“企业出海”推进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由于以往改革开放主要面向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国际”，实际所指也主要是西方国家，中国以其为师，学习其技术、经验，吸纳资本和产业转移，也以其为商品出口的主要海外市场。1979年8月，中国刚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进程，为打破此前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局面，中国政府出台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首次把“出国办企业”作为正式政策确立下来。74%的受访企业首选亚洲作为出海目标市场，东南亚凭借市场容量、人口红利和互联网普及率成为核心支点，以周边国家为重点的全球南方市场，正成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从“企业走出去”到“企业出海”。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鲜明表现出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以及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努力的意愿。在2000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企业“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随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其明确为与西部大开发、城镇化、人才强国战略并列的四大新战略之一。面对美国对华“脱钩”的态势，中国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以往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修订。三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全面升级阶段。1981年、1984年国家又陆续出台暂行规定，明确了审批流程、资金筹措、外汇留成等配套规则，为中国企业早期出海搭建了制度框架。它特指中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境外（含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注册成立合资或独资企业，拥有该境外企业的股权和实际经营控制权。更重要的是，从商品贸易、投资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它们作为新的“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到了与西方国家几乎等量齐观的水平。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国防部将比亚迪、蔚来、宁德时代等中国汽车产业链企业纳入1260H“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实质性关闭了相关企业的政府采购通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专门出台《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已经在政策层面为企业出海铺路，为“走出去”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完成了前期探索。中国企业出海越来越以全球南方国家为重，这有意无意反映了当代中国在“国际”观上的明显变化。同时，2001年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加快，需要主动引导企业到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板，这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动力。区别于普通外贸出口，它不是单纯把商品卖到海外，而是直接在目标市场落地经营，比如在当地建厂、设立贸易公司、分支机构等。在欧盟，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反补贴税后，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对中国风电龙头金风科技启动深入调查，安检设备企业同遭波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发展进程近年来已遭遇“逆全球化”现象的阻碍，也给当代中国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个是，中国需不需要调整以往在改革开放中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以新的方式获得发展动能。2025年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7.6%。此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域更加分散，新兴市场增长更快‌，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投资占比下降，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渐成主要投资方向。对外投资的行业也越来越高端‌，对外投资内涵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资金和技术输出深化，从纺织、家电等传统领域，向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光伏、数字经济、游戏、数字服务等延伸；跨境电商、数字文化企业也在加快海外布局，如Temu、SHEIN、TikTok Shop等。企业出海已成为中国贡献世界经济增长、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发布新指引，将先进AI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延伸至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堵住了“绕道出海”获取高端技术的通道。二是企业出海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行动。当时的政策制定人可能没有想到，40多年后，中国“企业出海”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和新型全球化的关键力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它们之间的贸易、投资对彼此的重要性也已不同以往，东盟国家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亚洲内部的贸易规模已超出与域外国家的贸易。在此背景下，一个根本性问题浮现：中国在当下国际局势中，如何维护出海企业的利益，应该做一个领导者、参与者、架桥者还是旁观者。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出海”已不再是早期的卖产品，而是卖能力、卖生态，输出研发、供应链、数字化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稳居全球前列‌，2024年末存量达3.14万亿美元，连续8年全球前三；2026年1至7月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同比增长2.8%。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从当初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今天的“企业出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的核心背景是二十多年中国以“引进来”为主，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贸易，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技术和产业基础后，中国逐渐具备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一批像海尔、TCL、万向这样的国内企业已形成跨国经营的雏形，对外开放因此开始向“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互动的阶段升级。一是早期准备阶段。来自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本、产业转移和市场仍然是宝贵的，但中国对此已不再严重依赖。相反，中国已由资本稀缺国变成资本大国、由渴求引入外部资本转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人才、技术上也有了深厚积累，尤其在一些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已由被动跟随转变为引领示范。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出海步伐进一步加快。